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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659年），字辅机，河南洛阳人。先世乃鲜卑族拓跋氏，北魏皇族支系，后改为长孙氏。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内兄，文德顺圣皇后的哥哥。

长孙无忌非常好学，“该博文史”。隋朝义宁元年（617年），李渊起兵太原。无忌进见，渊爱其才略，授任渭北行军典签。自此辅佐李世民，建立了唐朝政权，是唐朝的开国功臣，以功第一，封齐国公，后徙赵国公。武德九年(626年)，参与发动玄武门之变，帮助李世民夺取帝位。历任尚书仆射、司空。为人谨慎，改任司徒。贞观十一年（637年）奉命与房玄龄等修《贞观律》。贞观十七年，图功臣二十四人于凌烟阁，长孙无忌居第一。唐高宗即位，册封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永徽二年（651年）奉命与律学士对唐律逐条解释，撰成《律疏》（宋以后称《唐律疏议》）30卷。因反对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为许敬宗诬构，削爵流黔州（今贵州），自缢死。有诗三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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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朝良佐——长孙无忌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刘敏

贞观朝功臣济济，仅唐太宗图形于凌烟阁有特殊贡献的就有24位之多，长孙无忌被列在首功之位。不过，就才能而论，他在谋臣猛将、良宰贤相中绝对算不上突出，但从与唐太宗的关系看，却是太宗的腹心。由于受到唐太宗特殊信赖，长孙无忌不但在贞观朝发挥了特殊作用，且受托辅佐高宗，成为唐初政治史上的特殊人物。

一

长孙无忌的先祖，出自北魏皇族拓跋氏，因有殊功，改姓长孙氏。长孙氏是北魏以来的士族高门，属于军事贵族。但长孙无忌本人，在军事方面虽有一定谋略，但并不善于统兵打仗，用唐太宗的话说：“聪明鉴悟，雅有武略”，“总兵打仗，非其所长。”〔1〕这种情况与他早年经历有关。长孙无忌的父亲去世较早，他与妹妹一同在舅父高士廉家中长大。高士廉本人“少有器局，颇涉文史”〔2〕，很有才华和名望。在这样一个文化素养高的家庭中，长孙氏兄妹受到很好的文化教育。无忌“好学，该博文史”〔1〕，妹妹也是“少好读书，造次必循礼则”〔3〕。高士廉识人很有慧眼，早在李渊父子太原起兵之前，就发现李世民是个非常之人，把长孙无忌的妹妹聘与李世民，后来李世民做皇帝，册封长孙氏为皇后。长孙无忌的年龄与李世民相仿，二人从小交往友善，妹妹嫁给李世民后，两人关系更加亲密。

从李渊父子晋阳起兵叛隋，到建立唐朝，再到统一天下，长孙无忌一直追随李世民东征西讨，但却没有什么显赫之功。他在政治舞台上显露头角，是在玄武门事变中。唐朝建立后，李渊集团发生分裂，最突出的矛盾是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之间争夺皇位继承权。李世民的才能。威望和接踵而至的显赫军功，不仅使其本人产生了觊觎皇位的野心，也引起太子李建成的忌妒和不安。开始是李建成想对李世民下毒手，但没成功。李世民问秦王府的僚属们：“阽危之兆，其迹已见，将若之何？”〔4〕房玄龄对长孙无忌说：“今嫌隙已成，一旦祸机窃发，岂惟府朝涂地，乃实社稷之忧，莫若劝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国家。存亡之机，间不容发，正在今日。”长孙无忌说：“吾怀此久已，不敢发口，今吾子所言，正合吾心，谨当白之。”〔5〕于是，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同劝李世民先发制人，认为只有如此才能转危为安。

此时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也在加紧活动，用重金收买李世民部将尉迟敬德，遭拒绝后，又对李世民行刺，仍未得逞。李建成对李元吉说：“秦府智略之士，可惮者独房玄龄、杜如晦耳。”〔5〕于是，向李渊谗毁二人，将之逐出秦王府。这样李世民最为心腹之人只有长孙无忌仍在府中。长孙无忌坚决支持房玄龄政变的动议，与舅父高士廉和秦王部将侯君集、尉迟敬德等人日夜劝李世民诛杀太子与齐王。李世民仍犹豫不决，与灵州都督李靖商议，征求行军总管李世绩的意见，二人都表示不愿意于。正在此时，突厥南下侵犯，按惯例应由李世民督军抵御，但此次在李建成的推荐下，由李元吉代李世民督军北征，并调秦王府将领尉迟敬德等同行。他们的目的很明显，想借机抽空秦王府的精兵猛将，并计划在为李元吉饯行时杀掉李世民。李世民得知，立即与长孙无忌等商量，又派长孙无忌秘密召回房玄龄、杜如晦，共同谋划了玄武门兵变。六月四日，李世民亲率长孙无忌等十人，在玄武门成功地伏杀了李建成、李元吉。

二

在李世民夺取皇位继承权的兵变中，长孙无忌称得上是首功之人。在酝酿政变时，他态度坚决，竭诚劝谏；在准备政变时，他日夜奔波，内外联络；在政变之时，他不惧危难，亲至玄武门内。所以唐太宗至死不忘长孙无忌的佐命之功，临死前仍对大臣们说：“我有天下，多是此人之力。”〔1〕

李世民成了皇太子后，长孙无忌被任命为太子左庶子。不久李渊把帝位让给了李世民，长孙无忌升为左武侯大将军，后任吏部尚书，晋封齐国公，实封一千三百户。唐太宗几次要任命长孙无忌为宰相，但长孙皇后一再说：“妾备位椒房，家之贵宠极矣，诚不愿兄弟复执国政。”〔6〕她提醒太宗要吸取汉朝吕氏、霍氏等专权的教训，长孙无忌自己也要求逊职，但太宗不听，拜长孙无忌为宰相，任命他为尚书右仆射。为唐太宗夺取皇位，长孙无忌确实立有殊功，但担任宰相，他的才能似乎还不够。不能说长孙无忌不喜欢权势，但他为人谨慎小心，注意避免嫌疑，不像历史上许多外戚，依恃女儿或姐妹“椒房之宠”，肆无忌惮地攫取权力。他以盈满为戒，恳请太宗批准他辞去宰相要职，长孙皇后也为之请求，太宗不得已，让他辞去了尚书右仆射，而拜开府仪同三司。这一年，唐太宗在文武大臣的陪护下，亲至长安西郊祭祀，起驾返回时，特令长孙无忌与司空裴寂二人升用金辂以示宠幸。贞观五年（631年），长孙无忌与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四人，以元勋封每人一子为郡公。贞观七年，太宗册书，任命长孙无忌为司空，无忌坚决推辞不受，太宗不准，还特意写了一篇《威凤赋》，赐给长孙无忌，追思创帝业之艰难和长孙无忌的佐命之功。

唐太宗认为把朝廷要职授予长孙无忌，不是因为他是皇后的哥哥，而是鉴于他的才行。长孙无忌在玄武门兵变中表现出不凡的才能与胆识，太宗即帝位后，在一些重大事务上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贞观元年时，突厥因天灾人祸，内部矛盾激化，多部反叛，实力大衰，朝廷中许多大臣请求乘机出兵攻打突厥，但唐与突厥不久前刚订立盟约，太宗有些犹豫。长孙无忌说：“虏（突厥）不犯塞而弃信劳民，非王者之师也。”〔6〕认为“今国家务在戢兵，待其寇边，方可讨击。彼既已弱，必不能来。若深入虏廷，臣未见其可。且按甲存信，臣以为宜”〔1〕。唐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放弃了马上出兵的打算。又如，唐太宗十分仰慕周代的分封制，不顾许多大臣（如魏征、李百药、颜师古等）的反对；贞观十一年，诏令以荆州都督荆王元景为首的二十一名亲王为世袭刺史，以赵州刺史长孙无忌为首的十四名功臣为世袭刺史。唐太宗正式下诏，一般大臣不敢再谏，但侍御史马周和太子左庶子于志宁仍冒死谏诤，唐太宗根本不听。最后，是以长孙无忌为首的被封功臣呈递了抗封的表文，长孙无忌又通过自己的儿媳长乐公主再三向唐太宗请求，说：“臣披荆棘事陛下，今海内宁一，奈何弃之外州，与迁徙何异！”唐太宗才不得不“诏停世到刺史”〔7〕。

可见，长孙无忌是有一定胆识和才能的。但他在贞观朝权重无比、恩宠无匹的特殊地位，是否与他是唐太宗的妻兄有关，对此历史学家纷说不一，可以肯定的有两点；一是在唐太宗内心深处，长孙无忌最可信赖，在这一点上，不但被提拔于仇敌手下的魏征不能与之相比，就是秦府旧人、名相房玄龄也稍有逊色；二是长孙无忌身兼外戚和元勋的双重身份，比较注意避嫌，与历史上某些骄横外戚绝不相同。贞观十二年，唐太宗亲幸长孙无忌府第，十六年，拜长孙无忌为司徒，十七年，唐太宗将二十四位有特殊功勋的大臣图形于凌烟阁，以彰其功，长孙无忌排在第一位。综观，长孙无忌是唐太宗推心置腹的忠臣良佐，是对贞观朝有特殊贡献的人物，这是他的主要方面。但是，他在对待君主、处理与唐太宗的关系上，也有明显的局限。

贞观后期，唐太宗心骄志满，魏征多次提出批评劝告，唐太宗口头接受，行动难改，许多大臣都阿谀奉承，歌功颂德，这些人中也包括长孙无忌。贞观十八年四月，唐太宗幸临太平官，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人臣顺旨者多，犯颜者少，今朕欲自闻其失，诸公其直言无隐。”这应该是劝谏唐太宗的良机，但长孙无忌等人却违心地说：“陛下无失。”〔8〕当时，只有刘洎和马周谈了太宗的过失。同年八月，太宗对长孙无忌说：“人苦不自知其过，卿可为朕明言之。”又一次令长孙无忌谈自己的过失。长孙无忌说：“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将顺之不暇，又何过之可言。”唐太宗当即就指出这是“曲相谀悦”〔8〕。唐太宗晚年不好直言，难得征求大臣们意见，长孙无忌却以阿谀代替忠谏，这是他作为名臣良佐的缺陷。

三

晚年，唐太宗最烦心的是太子问题。贞观十七年四月，李承乾被废，之后，最有资格被立为太子的，是长孙皇后的另外两个儿子：魏王李泰和晋王李治。两人相比，李泰的条件更为优越，首先他是长孙皇后的次子，比李治年长九岁，唐太宗对他思宠逾制，令其在王府中置文学馆，听任其招揽贤人学士，赏赐甚至超过太子，还不时在言谈中暗示要立李泰为太子，待承乾被废之后，又“阴许立泰”。李治是长孙皇后的三子，唐太宗的九子，不论从年龄还是父子感情看，均处于劣势，但舅父长孙无忌却大力支持，“固请立晋王治”〔9〕。李泰、李治都是长孙无忌的外甥，长孙无忌为什么弃太宗所宠，而要立李治呢？这并非私人感情，而是有重要政治背景的。

唐太宗统治后期，长孙无忌在朝臣中权重无比，为了在太宗之后仍维持这种局面，长孙无忌希望未来的皇帝，即今日的太子，应该由一个仁孝听话的外甥充当，这样，自己会得到尊重，权势会得到保障。因晋王李治生性懦弱，成为他极力支持的对象。而魏王李泰则不同，从小聪明绝伦，稍长善作诗文，成人后喜好经籍、舆地之学，从贞观十一年开始置文学馆收纳士人，文武官员也纷投门下，形成一股政治势力。李泰恃才不恭，上品官员不放在眼里不说，关键是不去争取舅父对自己的支持。长孙无忌知道，如果李泰做皇帝，依靠重用的必定是他自己的党羽，绝不是他这个舅父，所以不愿李泰立为太子。

两子争立，一边是才华出众的李泰，一边是懦弱少能的李治，按理说，立李泰是自然的，但唐太宗不能。李泰集团的主要成员是功臣子弟，他们靠祖上资荫，身处高官，奢侈放纵，希望通过李泰当皇帝，达到驱逐元老，自己掌权的目的。李治的支持者则是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元老重臣，其中包括李绩、褚遂良等。长孙无忌既是唐朝的开国元勋，又是唐太宗的佐命大臣，是贞观政治的忠实执行者。唐太宗希望自己死后，贞观政治依然坚持下去，只能靠长孙无忌等元老重臣的辅佐，而绝不是李泰手下的那帮纨绔子弟。为此，他不得不舍爱立李治为太子。由于李治仁弱，不像自己，唐太宗在立了李治后，思想仍在动摇反复，一度又向长孙无忌提出想改立“有英武才”、“英果”似己的三子吴王李恪，被长孙无忌挡了回去，说：“晋王仁厚，守文之良王，且举棋不定则败，况储君乎？〔10〕唐太宗只好作罢，临终前，将辅佐李治的重任托与长孙无忌和褚遂良。

长孙无忌以回天之力促成李治继立，是为唐高宗。高宗即位后，立即拜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二省事，长孙元忌辞去了知尚书省事，但仍任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唐高宗即位初年，实际执政的是长孙无忌。长孙无忌忠实执行唐太宗的遗训，继续推行贞观政治：贯彻均田今，社会经济进一步繁荣发展；贯彻以诗赋取士，增加进士科人选，扩大统治基础；亲自组织编写《唐律疏义》，并将之颁行全国，进一步完善了贞观法制；又平定了西突厥的叛乱，有力地维护了大唐王朝的统一；特别是恢复执行唐太宗晚年曾一度中断了的休养生息政策，终结了长期对高丽的战争，顺民情，得民心。高宗统治初年，即永徽年间，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各方面都比贞观时期有所发展，被封建史家誉为“永微之治”，常与“贞观之治”相提并论。这一成果的取得，有赖于长孙无忌的忠心辅佐，有赖于股肱大臣们的齐心协力，特别是受顾命之托的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二人“悉心奉国，以天下安危自任”〔1〕。唐高宗对二人也是格外尊重信赖，“恭己以听之”，尤其是长孙无忌，“以元舅辅政，凡有所言，上无不嘉纳”〔12〕。

四

高宗朝最大的政治事件，当属废立皇后之争，这不是单纯的妻妾之斗、后宫争宠，而是有着深刻政治背景的。长孙无忌是这一事件的主要参与者，这场斗争的结果，使他及其家族的命运发生了彻底的转变。

永徽元年（650年），唐高宗立妃王氏为皇后，但王皇后无子无宠，萧淑妃不但生有一子，而且天资聪慧，深得高宗喜爱，为此，王皇后十分憎恨萧淑妃。高宗为太子时，太宗卧病，太子入侍，结识了太宗的才人武氏（武则天），很喜欢她。太宗去世后，武才人随众宫女到感业寺做了尼姑，太宗祭日时，高宗去感业寺行香，遇到了武氏，二人相对而泣。王皇后闻知此事，暗中让武氏蓄发，劝高宗将其纳入后宫，想用武氏离间萧淑妃之宠。不久，武氏便备受宠幸，被封为昭仪，又为高宗生下一子，王皇后与萧淑妃同时失宠。武则天并不以昭仪之位为满足，还想当皇后，不惜掐死自己刚生下的女儿，以嫁祸于王皇后，迫使高宗要废王皇后，立自己为后。高宗要废王立武，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代表的元老重臣们极力反对，以许敬宗、李义府为代表的一批臣僚则全力拥护，在元老重臣中只有李绩一人称病而不表态，经高宗再次询问，则以“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的回答，给了实际上的支持。但长孙无忌是高宗的舅父，太宗顾托掌权之臣，所以，他的意见特别重要，开始，武则天幻想争取长孙无忌的同意和支持，但使尽种种伎俩拉拢，均遭严词拒绝，这才丢掉争取元老重臣支持的想法，下决心与这些“老朽”进行一场生死的搏斗。

武则天的父亲去世很早，所以，她同许多后妃不同，在外朝没有根基，要对付长孙无忌是不易的。于是，她就拉拢一些政治上失意、对长孙无忌等不满的人，让他们为自己说话、造舆论。许敬宗、李义府、崔义玄、袁公瑜等人就成了武则天的心腹。这些人，都是卑劣无耻之徒，但武则天急需有人为他办事说话，特别是表请高宗，立她为后，充当耳目，监视长孙无忌等人，也就无法顾忌了。

永徽六年（655年），唐高宗终于不顾大臣们的冒死极谏，诏废王皇后和萧淑妃，册立武则天为皇后。因谏净，褚遂良等人被远贬蛮荒，武则天最忌恨长孙无忌，但他不同于褚遂良等，不但是佐命元勋，更是高宗的元舅，要将之搞垮，需要时机。显庆四年（659年），在武则天的授意下，由许敬宗费尽心机，把长孙无忌编织进一桩朋党案，进行恶毒陷害。许敬宗借处理太子洗马韦季方和监察御史李巢朋党案之机，诬奏韦季方与长孙元忌构陷忠臣近戚，要使权归无忌，伺机谋反。唐高宗先是吃惊不信，继而伤心怀疑，命许敬宗再察，然后面对许敬宗足未出户编造的关于韦季方交待与长孙无忌谋反的供词，哭泣道：“舅若果尔，朕决不忍杀之，天下将谓朕何，后世将谓朕何！”许敬宗举汉文帝杀舅父薄昭，天下以为明主之例宽慰高宗，又引“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的古训，催促其下决心。唐高宗懦弱昏庸，竟然不与长孙无忌对质（或者他需要不进行对质），就下诏削去了长孙无忌的太尉官职和封邑，流徙黔州，但准许按一品官供给饮食，算是对元舅的照顾，对当年为其争得帝位的报答。长孙无忌的儿子及宗族全被株连，或流或杀。三个月后，高宗又令许敬宗等人复合此案，许敬宗派大理正袁公瑜前往黔州，逼迫长孙无忌自杀。

唐高宗仁弱听话，是长孙无忌执意要立他为太子的主要原因，有讽刺意味的也正是这昏庸懦弱，最终致长孙无忌自己于死地。长孙无忌的结局冤屈而悲惨，但似乎又难以避免。他死保王皇后，反对立武则天，主要原因就是一个：王皇后出身名门（是西魏大将王思政的孙女），而武则天出身低微。不论王皇后，还是长孙无忌，都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掌握国家大权的关陇门阀士族的代表，他们关注的是关陇门阀的私利。长孙无忌在辅佐唐高宗时提拔了六名宰相，全部是周、隋大臣之后，关陇门阀成员。这种自魏晋以来门阀政治的残余状态与大唐帝国的繁荣发展是相舛的。到唐高宗上元元年（674年），追复长孙无忌官爵，令其孙长孙元翼袭封，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年）诏其裔孙钧为猗氏令〔11〕。靠“浩荡皇恩”才得以为令，这与长孙无忌于唐初的显赫，怎可同日而语。故长孙氏虽然得到平反，但终究是衰落了。长孙家族的兴衰，是与中国中古时期社会历史的发展大势相合的。

〔收稿日期〕2O02年7月

〔作者简介〕刘敏，女，1951年生，黑龙江哈尔滨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和研究。

参考文献：

〔1〕《旧唐书·长孙无忌传》。

〔2〕《旧唐书·高士廉传》。

〔3〕《旧唐书·后妃传》。

〔4〕《旧唐书·房玄龄传》。

〔5〕《资治通鉴》卷一九一，武德九年。

〔6〕《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贞观元年。

〔7〕《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贞观元年。

〔8〕《资治通鉴》卷一九五，贞观十三年。

〔9〕《资治通鉴》卷一九七，贞观十八年。

〔10〕《资治通鉴》卷一九七，贞观十七年。

〔11〕《新唐书·太宗诸子传》。

〔12〕《资治通鉴》卷一九九，永徽二年。

《历史教学》2002.8.

从经营馒头、包子、馄饨开始，初中文化的杨秀珠，最终以官至厅级、涉案2.5亿元、潜逃12年成为传奇，且过去多年，从未真正淡出公众视野。

原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最新的头衔，则是“红色通缉令百人名单第一人”——在2015年上半年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公布的对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等的红色通缉令中，名单首位即杨秀珠。

9月18日，杨秀珠的弟弟、同是“百名红通人员”的杨进军，被从美国强制遣返回中国，这让公众对杨秀珠本人的未来再生猜想。

现 年69岁的杨秀珠是地地道道的温州人，从早年的食品店营业员到副市长，再到省建设厅副厅长，继而遁逃海外，这个前女性高官是这座城市里最为知名的“传奇人 物”，尽管声名狼藉，关于她的谈资仍纷纷扰扰，持续至今。近日，《中国经营报》记者在温州遍访杨秀珠的亲朋故旧以及曾经的官场同事，旨在还原一个真实的杨 秀珠，回溯过往，并记录时代。 杨秀珠的仕途颇有些传奇——温州人都知道，她是“卖馒头起家”的。“文革”时期，温州武斗闻名全国。馒头店开票员杨秀珠也开始了造反起家的“革命历程”，以其泼辣与积极，从“联站”造反派组织中一路青云直上，从一个民间女子变为仕途女明星。

“文革”结束后，杨又一次主动选择命运。此时杨开始接近省委高层，采用了相当特殊的手法。

在那个特殊年代，当时的“政治明星”、海岛女子民兵连连长汪月霞是全国的先进典型，深得各级领导厚爱。杨秀珠便瞄上了她，并建立起“深厚的革命姐妹”的“阶级感情”。在交往中，杨表露出想通过汪的关系认识当时的省委领导和他的夫人(原省妇联领导)。据汪月霞回忆，有一天，杨秀珠带女儿来杭州开会，故意把女儿放在领导夫人家门口，然后走开，略施苦肉计，等着领导夫人收留孩子。就这样，杨达到进入省委高层视野的目的，不久当上温州妇联副主任。1984至1985年之间，杨秀珠碰巧与时任温州市委书记的某领导做邻居。杨秀珠极力想“巴结”这位为官清廉、两袖清风的老革命后代，虽然送礼没门，然而胆大心细的杨秀珠还是观察到一个细节：斯时，那位老革命的遗孀正在温州休养，杨很清楚这位领导是个孝子，就主动到她老母家做起免费保姆，“梳头洗脚”，关怀备致。并在各种不同场合，称市委书记为“兄弟”，称其母为“亲娘”。不过这次杨没讨到什么好处，反而引来书记的批评和讨厌。

温州老干部胡显钦说，杨这种“公关手段”功力非凡，在杨任规划局局长时，本没有审批土地的权限，但由于杨与当时的市委领导关系甚“铁”，市委决定把审批土地的权利从土地局“划归”规划局。

仗着一身粘柔之劲，杨秀珠从妇联主任、温州市规划局副局长一路升到局长。1994年上半年，在领导极力荐举下，杨被提升为温州市副市长，分管“肥水”最多的城建工作。

“就当时杨的实际能力和工作表现，放在人代会上选举肯定通不过，之前，她从副局长升任局长、市长助理就遭到人大代表两次否决。杨秀珠能顺利进入市领导行列，主要原因是有一名领导不遗余力，整整四天驻扎在人大寸步不离，四处活动做人大常委的工作帮杨秀珠拉票。”老干部胡显钦告诉记者。据知情人说，为避免再次出现被人大代表否决的“前车之鉴”，杨秀珠的副市长任命是提前一个月避开人代会的选举，由人大常委直接通过的。 前夫的回忆：一个出身贫苦的人

杨秀珠只结过一次婚，丈夫是当时在温州市供销社工作的李松坤。时隔久 远，当11月16日李松坤坐在记者面前回忆往事，他已经不能准确记得他与杨秀珠结婚的具体年份，只记得是在“文革”期间，“不是1967年就是1968 年”，那正是这场政治运动的高潮时期。他们的婚姻维持了约10年时间。分开则是“1978年或者1979年，最迟是1980年”，那时“文革”结束，杨秀 珠的仕途已经起步。

李松坤与杨秀珠是经人介绍认识的，当时李松坤在市供销社秘书科，杨秀珠则在温州市饮食公司下属的“中心店”。“市饮食公司有很多分店，大的店铺有二三十人，是国有性质，杨秀珠的‘中心店’只有五六个人，是集体性质，就是做些馒头、包子、馄饨来卖。”

李 松坤生于1941年，比杨秀珠大5岁。“当时都到了结婚年纪，考虑到年龄合适，出身、成分差不多，都是工人，两个人文化程度相当，都有一份工作，而且观点 也比较一致，就结婚了。”婚礼很简单，没有摆酒，也没什么仪式，只是叫了几个要好的朋友，做点东西吃一吃。婚房是借来的，“我们两家都不富有，有个朋友家 在近郊农村，房子多，他说就住在我家吧。”那是一间一二十平方米的空房，他们购置了些家具，搬进去，新生活就开始了。

杨秀珠出生于温州，在与李松坤相识时，家住东门一带。就李松坤所知，杨家祖籍永嘉，应该是祖父一辈来到温州，杨秀珠的祖父在青年时候来温州给人打铁，“是打的锚这种大铁”，后来留了下来。杨秀珠的父亲是市起重队里的工人，母亲也是工人，在市玻璃厂。

杨 秀珠兄弟姐妹共七人，她是老大，家里负担重，所以在温州二中读初中后，“有没有毕业不清楚”，就出来工作了，到市饮食公司的下属店铺当工人。“那时都是这 样，读完初中就不再读了，因为家里吃不消。”温州一中、二中、六中是当时的名校，李松坤读的是六中，像杨秀珠一样，他也是读了初中即参加工作。

结 婚后，杨秀珠夫妇在近郊那位农民朋友的房子里住了约一年时间，之后便搬进公家分配的一个房子，地址在县前头。李松坤回忆，1979年或者1980年某一 天，杨秀珠突然从家里搬出去了，两人自此分居。这时候，李松坤已是市供销社副主任，杨秀珠也已是市妇联副主任，正在官场慢慢崛起。

回溯起 来，杨秀珠的仕途乃是起步于1976年底至1977年初这段时间，当时“文革”结束，“四人帮”被抓，杨秀珠被市饮食公司的上级单位商业局抽调过去做清查 工作，“她工作很积极，性格泼辣，她不怕难为情，别人不好意思做的工作她都能做，所以在清查工作上是做出了成绩的，在清查工作将要结束的时候，她到市妇联 做了副主任。”

对于二人为何会分居，李松坤至今都“讲不出是因为什么事情”，“杨秀珠当时也没有说原因，就搬出去住了。”搬出去后，“她 不理我，我也不理她”。1981年上半年，李松坤写了一份“自愿离婚协议书”，当时离婚需要单位领导同意，他送过去签字，领导知道了他们要离婚的事，“都 说‘离了好’，因为他们都知道杨秀珠是个怎么样的人。”李松坤回忆，在他与杨秀珠一起生活的那段时间里，杨秀珠总是一天到晚都是很忙的样子，家事都是由李 松坤照顾，比如做饭也是由李松坤来做，“不知道她在忙什么”。在市供销社，李松坤也做过一段时间的清查工作，“工作量比商业局的还大，杨秀珠就显得比我忙 多了。”

李松坤把领导签好字的离婚协议书交给杨秀珠，杨秀珠收了，“她一直没动静，”李松坤一度以为杨秀珠是要提出一些离婚要求，但并没 有。1986年，他们夫妇都相识的当地派出所的一个副指导员找到李松坤，把户口簿交给李松坤，当时国内正在办理第一代身份证，李松坤一看，户口簿上只有他 一个人了，“分户原因写着‘离婚’。”到这时，李松坤才算与杨秀珠正式离婚。李松坤后来听说，杨秀珠之所以会在这一年跟李松坤“分户”，是因为她要再婚 了，对象是市二医的一个医生，但是后来杨秀珠并没有再结婚。“当时杨秀珠的仕途蒸蒸日上，她看不上那个医生。”一位与杨秀珠相熟的温州人士告诉本报记者。 深居简出的温州杨家

结 婚后，杨秀珠一直没能生育，1970年，杨一个工友的邻居捡到一个弃婴，是个女孩，见他们没有孩子，“两个人都有工作，条件好”，就交给他们抚养，李松坤 给这个孩子取名李哲，杨秀珠离家时，也把这个孩子带走，之后李松坤再也没有见过杨秀珠母女。后来他知道，养女已改名杨哲，她一直跟在杨秀珠身边生活，从温 州大学毕业后，在市政府部门工作，并在温州结了婚，“对象是温州一个建设项目的副指挥”，杨秀珠后来到省建设厅任职后，杨哲夫妇也到了杭州，杨秀珠出逃， 杨哲夫妇也一同外遁。

县前头现在是温州市的核心老城区，在一家当地很知名的汤圆店的边上，有一个由温州地方铁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住宅小区，包括杨秀珠的两个妹妹在内的一些亲属仍旧居住在这里。

在 杨秀珠的几个兄弟姐妹中，除了两个妹妹没受牵涉之外，她的四个弟弟都出了不同程度的“问题”。本报记者在杨秀珠亲友处了解到，杨的大弟杨龙翔，早年也是下 乡知青，回城后“顶替”退休的父亲到市起重队当工人，没多久，“文革”结束，温州市公检法系统重整，招人，他去报名，“经过审查，家庭条件好，思想条件 好，就通过了，是正常程序，”之后杨龙翔一直在市检察院工作。在杨秀珠外遁之后，杨龙翔曾被审查，“听说有人送钱给他，但是审查结果是这笔钱跟他的职权没 有关系，不是拿钱给人办事，”但之后杨龙翔“提前退休”。

杨秀珠的二弟名叫杨寿弟，原是市二轻局下属的剪刀厂工人。在杨秀珠做官后，与三 弟杨进军共同经营浙江明和集团有限公司，杨进军是公司老总。杨寿弟与杨进军外逃比杨秀珠还要早两年，在2001年出逃。2015年9月，与杨秀珠同列“红 色通缉令”百人名单的杨进军被遣返回国，杨寿弟至今仍在美国。

随着被遣返，杨进军成了杨家兄弟中最为知名的一个，在他之外，四弟杨光荣也 曾经很知名，杨光荣曾任温州铁路房地产开发公司副总经理，2003年2月，温州市鹿城区检察院查出杨光荣被一名电器商人行贿18万元，杨光荣被抓，在此背 景下，杨秀珠即于同年4月携养女夫妇一同出逃。2004年3月，杨光荣获刑10年6个月。杨光荣现已出狱。

记者了解到，杨光荣或是杨龙翔曾居住在温州垟儿路的“市府宿舍”里，这是由两栋住宅楼组成的一个院落。11月21日上午，一位住户告诉前去探访的记者，“杨秀珠的一个弟弟住在这里，但有五六年没见过他了，听说是卖掉房子搬走了。”

“他们一家都不怎么出来，”杨秀珠的前夫李松坤告诉记者，“平时我们这些退休老人都喜欢去华盖山、海坦山、马鞍池这些公园里去逛逛，以前杨家的人也常去，有人碰到他们都会跟我谈起，现在已经很少看到了。到了山上，有人七问八问，听人议论，他们不好意思。” 急速升迁，曾遭联名举报

杨秀珠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任温州市妇联副主任的时候，现年90岁的张瑜时为浙江省妇联温州地区办事处主任。11月23日，在温州的家中，张瑜向记者介绍了那一时期有关杨秀珠的情况。

尽 管早前张瑜就与杨秀珠认识，但两人并没有多少来往，直到1981年温州地市妇联合并，张瑜为主任，杨秀珠为副主任，两人成为同事。当时张瑜就对杨秀珠的印 象很不好：“她很会拍马，当时就已经把市里的主要领导搞定了；她跟男同志讲话，会拍你肩膀，把你搂起来，她不认为这有问题，不在乎。”

张瑜回忆，在地市合并时，全区妇联干部开会，“推荐合并后谁能上来，结果杨秀珠是零票，大家都反对。”张瑜也认为杨秀珠不适合留在妇联工作，向市领导提出自己的看法。即使是这样，杨秀珠仍是留在了地市合并后成立的温州市妇联，成为三名副主任中的一名。

即 便是在仕途起步之初便已经有了反对声音，杨秀珠还是节节高升，她很快就离开了市妇联，成为西城区副区长，而之后在温州市规划部门的任职，则成了其从政经历 的一个重要节点。今年92岁的胡显钦早年曾任温州市建设局局长、建委副主任，在改革开放之初又曾先后担任副市长、市人大副主任职务，“搞了26年的建 筑，”对在城建部门“崛起”的杨秀珠颇为了解。11月19日，胡显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杨秀珠之所以能够进入规划部门，是碰上一个“机遇”：“政府需 要培养城市规划人才，杨秀珠被选中，到同济大学念了几个月的培训班，就过去了。”当时还未成立规划局，是建设局下属的规划处，杨秀珠先是副处长，后来任升 格后的规划局局长。

在胡显钦看来，是“形势造就了杨秀珠”：“她很泼辣，敢说，敢闯。无论是到规划局，还是后来到市政府，组织部门都认为 杨秀珠魄力很大。如果做得对，魄力大可以出成果，在那个时期杨秀珠也是做出了一些成果。”杨秀珠的前夫李松坤也向记者分析，“杨秀珠有自己的特点，她胆子 大，有些难搞的事情，比如拆迁、征地，她肯出面，带头做工作，能搞得定，领导也是看上她这一点。她的官越做越大，不是只拍马就能做得到的。”

在 胡显钦的记忆里，杨秀珠升任市规划局局长时，有人大常委会委员给她提出了八个问题，其中一个是说杨秀珠在长辈丧礼时收了不少人情钱，后来组织部门就这些问 题进行考察，结果是“基本上没有问题”，杨秀珠的局长任命顺利通过。后来修建金温铁路，杨秀珠被任命为市长助理、副指挥长，胡显钦爱人的侄子是总工。胡显 钦回忆：“当时我交代他两句话：一，把工作搞好；二，跟杨秀珠保持一定距离。”胡显钦说他当时就已觉察出“杨秀珠这个人不好，”把侄子放在她身边，他不放 心，“而且那时杨秀珠身边已经有自己的一伙人了，”后来杨秀珠出逃，“温州市抓了二十几个人，都是杨秀珠周围的人，”胡显钦的侄子“清清爽爽，没有问 题”。

1995年，杨秀珠升任温州市主管城建的副市长，胡显钦回忆，“她是怎么上来的呢？本来是要在三个月后的人大会上提名通过的，这很不容易，而常委会只有40几个委员，结果市里提前在常委会上来通过。”

而 随着杨秀珠的步步升迁，温州官场的反对声音一直都没停止。张瑜回忆，在杨秀珠担任市长助理、金温铁路副指挥长时，温州市的10名南下老干部曾向纪检部门上 书，并无下文。因为反对的声音很大，一度传出要把杨秀珠调出温州到丽水去做副市长的消息，“杨秀珠骂骂咧咧，说有人搞她，没能调成。”张瑜还曾向当时的市 委组织部长提出意见：“有人说人大常委会开了多少次会，提杨秀珠的意见，都动不了，你们老同志去讲一讲，也许会起作用，他们认为我对杨秀珠很了解，她在馄 饨店开票时就认识了，我就去找了组织部门。”

张瑜回忆，当时她对组织部门说“杨秀珠的事情真的要注意啊，影响太坏了，搞不好会把事情搞很大”，相关人员则表示“不要听那些人乱说”，“他认为我们有偏见。” 规划局恩怨

位于温州市黎明西路138号的一栋高约八九层的普通小楼，原是温州市规划局的办公场地，去年规划局搬迁至新址，这里被弃用，一直大门紧闭。就在这栋办公楼里，杨秀珠曾经工作过很多年。

72 岁的原温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丁俊清1987至1997年在市规划局工作，历任技术处长、总师办主任等职务。回忆起来，丁俊清当年到市规划局，还是杨秀 珠调入的，当时杨秀珠是规划局副局长，局长是娄式番，后来娄式番到旧城改造指挥部当总规划师，杨秀珠升任局长。“杨秀珠刚到规划局时，把娄式番捧得很 高，”11月18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丁俊清介绍说，“刚开始我们不清楚，现在回头看，肯定是杨秀珠把娄式番搞出去的。”在温州官场与坊间至今流传的杨 秀珠遗事中，杨与娄式番之间的恩怨是较为著名的一例。娄式番已年近90岁，生活在温州，身体已不大好，11月17日晚，记者联系到他的女儿，她以“年龄 大，耳朵听不清”为由替父亲婉拒了采访。

在刚进入市规划局时，丁俊清对杨秀珠的印象是“讲话很厉害，很能说，胆子大，是个搞行政管理的 料”，娄式番与他同是同济大学毕业，“属于老同志，技术上过硬，资格也很老，但搞行政不行”。后来杨在规划局充实自己的人，杨秀珠遁逃后，温州市多名官员 获刑，其中就以规划局最多，“都是杨提拔的那些人”，如：腾德寿，原管测量的处长，后当副局长，后又调到市政府；高云光，原副局长，后任温州旧城改建指挥 部副指挥；叶小青，原规划局用地处处长，后任温州市政园林局副局长；陈宝田，原在规划局工作，后调任土地管理局局长。原规划局办公室主任林素华，在杨秀珠 任副市长时，被调到温州市安居工程指挥部当副指挥，在杨秀珠出逃后受审查期间自杀。此外还有一些处级干部受处理。

胡显钦回忆说，当年“三讲”期间，是他带队进的规划局，那时杨秀珠已经到省建设厅任职了，“当时我们还没有揭发出她贪污腐败之类的问题，我们发现，她到了厅里，规划局的一些事情还是要听她的。”

丁 俊清也回忆说，“杨秀珠在规划局工作时期，对于她的贪腐，我们还不知情，但她做局长也是做了一些事情的，她对一些问题看得很准，比如‘控规’，也就是控制 规划，当时规划局的这个工作是走在全国前面的，也是被部里作为典型来抓的；规划局原是二级局，归建委管，后来脱离建委，提升为一级局，这也是在杨秀珠手里 搞成的。”丁俊清认为杨秀珠有着自己的鲜明特点，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擅于走“上层路线”，“很多事情她都是直接跟上面挂钩，她当副局 长，娄式番根本管不住她，她也不把建委主任放在眼里，就是直接跟书记、市长沟通汇报”；二，看问题准，胆子也大，“她要想提拔一个人，可以信口开河，还没 提拔，就可以说‘我要提拔你当xx长’，根本不经过党委，但后来她都能变成现实，在市里她能讲得动”；三，派性很强，喜欢拉帮结派，“我们这些老同志，被 她看成娄式番的人，后来她调了一批人进规划局，形成小团体，对我们很提防”；四，很聪明，有独到之处，对于规划工作的整体趋势有自己的想法。

“从总体上说，杨秀珠有能力，但本质不好。”丁俊清说。 “上层路线”至今受关注

熟悉杨秀珠的人士对于她的擅走“上层路线”，无不印象深刻。其前夫李松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曾回忆：“她在上面认识的人多，那时我们还没有离婚，她在商业局或者市妇联工作，遇到省委书记这些人，就过去说‘xx书记，我有事要找你’什么的，一点都不害怕。”

而杨秀珠与原温州市长陈文宪之间的著名恩怨，也与她的“上层路线”有关。陈文宪在1990~1996年间任温州市长，1996~2001年任浙江国信总经理，2001年被查，2002年因受贿罪获刑11年，主要犯罪事实是收受某港商13万余元财物。

2015 年6月30日，陈在杭州病逝。温州一位资深媒体向记者介绍，“陈文宪任市长期间，是温州改革开放之初，他大力进行旧城改造，金温铁路、港口、码头、机场这 些大项目都是在他手上建成。”原温州副市长胡显钦也回忆，“陈文宪工作很积极，在温州搞出了一些名堂，比如体育馆、体育场都是他搞起来的，但是他在与企业 家的来往上不警惕，比较随便，后来就出了些问题，尽管金额不大。”

陈文宪刚到温州任市长时，杨秀珠是规划局局长，胡显钦回忆，一开始，陈文宪对杨秀珠的评价也很高，陈在大会上介绍杨，说她是“同济大学的，表现很好”。

今年80岁的汪月霞在温州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她是1970年代的老**《海霞》的原型，是第四、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她曾任温州洞头县委书记，还曾任温州六届人大副主任。早在杨秀珠还在市饮食公司当工人时，汪月霞就已经跟杨认识了。

11 月21日，汪月霞在温州的家中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回忆，“那时我是全国人大代表，杨秀珠很‘拍’我，后来陈文宪来了，她对陈‘拍’得也很厉害。”在陈文宪 离开温州前，汪月霞曾到陈文宪家中，汪月霞回忆：“陈文宪对我说你怎么不讲杨秀珠这个人的品质，我说我最了解这个人了，那时想给你讲，你也听不进去。”陈 文宪告诉汪月霞，“杨秀珠当市长助理时，还老实些，他讲话她还听，后来当了副市长，就不听了，两个人就有矛盾了。”

在温州，杨秀珠不止于 走一位主要领导的“上层路线”。据汪月霞回忆，更早前，某位市主要领导的母亲生病，住在疗养院，杨秀珠多次主动去疗养院照顾他的母亲，“后来杨秀珠主动提 出要给老人家做干女儿”，这样就传开了。温州人都说杨秀珠是这位市主要领导的“干妹妹”，而这位市主要领导至今在温州政声甚好，对于杨秀珠给他母亲当干女 儿这件事，他在之前并不知情。

杨秀珠的“上层路线”也不止于温州市。记者在温州采访期间，多位政界人士都提到这样一则流传甚广的有关杨的“逸事”：为了能有进入某位省委书记家中的机会，杨秀珠曾把自己的养女放在这位省委书记的家门口，养女被省委书记家人领入家中，她趁机登门。

胡显钦回忆说，杨秀珠已经到省建设厅任职了，她仍旧在施展此类手段，“她曾任省人民大会堂的筹建办公室主任，经常在吃午饭时间，胳膊夹着图纸，到省长吃饭的饭堂去汇报工作，她是女同志，容易让人接受。”

丁俊清回忆，在他任市规划局总师办主任期间，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学院路某地块的规划，按正常程序，本应委托规划院来做，之后交总师办，组织专家讨论，再交由局长、副市长来批，“杨秀珠把我们撇开，直接叫当时还在建设管理处的高云光到杭州，在宾馆里做的规划”。

“现在政界仍旧关注有关杨秀珠的话题，”11月24日，一位温州市政协委员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尤其关注的是杨秀珠事件涉及的官员，他们有的已经提拔了，有的已经退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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